《星火燎原》精选文章:“八一”的枪声

2019-10-04 06:50

  《星火燎原》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红色经典,生动再现了壮怀激烈、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,承载着我党我军的基因血脉,蕴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,我们从刚刚出版的《星火燎原》精选本中选发部分文章,以使广大读者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、新中国来之不易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,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,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、性质和宗旨,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  1924年至1927年,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,在中国和合作下取得了很大胜利。然而,1927年反动派背叛革命,大肆屠杀人和革命群众,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,这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独立领导军队、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。1927年8月1日凌晨,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,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,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,标志着中国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,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。最好玄机快报光辉的8月1日后来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。本文记述了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、斗争形势和战斗细节。

 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营长以上的军官,上午接到师长叶挺的紧急通知:下午某时在南昌某地开会。我们讨伐叛徒夏斗寅的战斗胜利后,乘胜追到南昌。那时的任务是集结待命,出发讨蒋。全师官兵正整装待发,到处响着“打到南京去!”“打倒蒋介石!”的口号声。不料近日传来的消息却是: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秘密会议,阴谋叛变革命,投降蒋介石。这一来,全师上下更加震怒,谁都急切地等待着党的新的号令。因此,这天接到通知的军官,都不期而然地猜想到一定是党中央来了行动的指示了。

  下午二时左右,南昌城里的天气闷热得难熬。有四十多位青年军官——有团长、团政治指导员、团参谋长、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,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了的军装,骑着汗溜溜的军马,急急忙忙地到达会议地点。他们脸上都很严肃,但谁也掩饰不住兴奋的神色。会场是临时布置的,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,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,看来会议很机密。

  叶挺师长首先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决定。党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是:宁汉合作,已成定局;汪蒋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了;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。党中央一部分同志已赶到南昌,开了紧急会议,作出了决定,即实行革命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,粉碎反革命分子的联合阴谋。党在这个紧要的时机,还没有来得及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,也没有来得及制定今后的行动纲领,甚至起义以后下一步的行动如何也没有明确确定。但党却坚定地指出:必须以武装起义来回击反革命的进攻。这样一个断然的决策,正是每个到会军官长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所盼望不到的,现在盼到了,大家当然坚决拥护。

 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报告。他指着一幅标好红蓝色符号的说:“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、第三军两个团、第六军一个团、第九军两个团,加上留守机关共一万余人;而我们的兵力却有三万余人!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,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。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,有的二十四小时可到,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。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,战局就复杂了,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。”他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。为争取时间,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,叶挺师长又对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指示。

  当时,我是第七十二团三营营长,奉命执行一个独立的战斗任务。我听了党的决定后,感到这次行动,比之北伐誓师,比之为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反革命军队的那次战斗,意义还更重大,回来后立即满怀信心地组织战斗。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,副营长是员,连长、指导员中有三个员,排长中员多于员。这些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,可能跟着走,但与军作战的坚决程度,尚待考验。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,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。为了严守军事秘密,保证战斗的胜利,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。

  第二天,就是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,我利用关系,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会朋友。这里即是今晚进攻的目标。我仔细调查了敌情、地形、道路之后,发现敌人有一个团部、一个营部、七个步兵连、一个重机枪连,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,比师部原来估计的兵力要大得多。我们一个营,要歼灭两倍于己的敌人,吃得消吗?我仔细思考了一番,认为我处主动,敌处被动,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,就可全歼敌人。于是下定决心,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。

  团部批准了战斗计划之后,党的小组讨论了执行计划的办法(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,团有支部,营有小组。我们营里没有战士党员,只有军官党员四五人),对于如何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,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。

  下午,全营官兵都接到通知:准备黄昏之前出发。晚饭提前吃了。战士们照例要擦洗武器,轻减行囊,归还借物。班、排长都准备好自己应该准备的东西。他们知道夜行军不能没有照明器材,有的买电筒,有的买电池。这些都是经过暗示与关照,为夜间作战做准备的。

  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,才接到战斗任务,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,他们兴奋,感到鼓舞。虽然略感时间有些仓促,但检查一下,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。现在,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: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。

  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子,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往东进发,行李担子紧跟在后面。街上行人稀少了,电灯已经亮了。兄弟部队也在调动,有的像在集合,有的像是行军。但军官们都心中有数,互相心照不宣。

  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,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。这里是驻军的团部,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。他会见了那里的团长,声称自己的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,找不到宿营地休息,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空地露营,并问可否借用一点房子办公。那个团长拒绝了借房子,但对于靠近他们的营房露营一事未加反对。副官随即请求发给联络口令。敌军团长即指示参谋办理。

  敌军参谋抄给了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。有了这个口令,我们就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营房了。那参谋还告诉我们的副官说:“刚才接上级通知,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,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,请你们加强警戒。”这位参谋虽然糊涂得可笑,但可看出敌人的高级指挥部已在注意我们的行动了。它提示我们:一切动作更要机警。

  这边下达了露营命令。盛夏的夜里,吹来一阵阵的凉风。晴朗的天空,满布数不清的星斗。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在这里露营,谁也不去过问为什么今天行军就到这里为止。

  连长们在露营之前,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,诸如选择哨所位置呀,寻找饮水的处所呀,以及大小便的地方呀,等等。这些都不会引起怀疑的。他们就利用这个时机,详细地查看了地形,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看了看。各连选定的露营位置,都是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的冲锋出发地。

  两支敌对的部队,一在营房里,一在营房外,相隔数十米,最远的也不过一百米,现在都在睡觉,一会儿就要互相肉搏了!

  但敌人并不完全麻痹,他们派出一队一队的巡逻武装,枪上上着亮晶晶的刺刀,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。他们甚至走到露营部队的近处看来看去,好像有所警惕似的。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排排架着的枪,士兵们躺在枪架下,背包打开了,人都睡熟了。在较远的地方横七竖八地放着行李担子,这一切,好像在告诉他们:这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。

  夜深了,营房里面又黑又静,而外面呢,有月亮,有星斗,有路灯,放出混合的光芒,显出两种不同的景象。露营部队,开始活动了。首先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,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;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;最后班长照样和战士谈一阵。接着,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,穿好衣服,扎好皮带;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。这些,全部做得很迅速,很巧妙,然后依旧躺下假睡。

  时间过得真慢,好不容易到了午夜两点。这就是有历史意义的八月一日!战士们自动地把枪拿在手里,刺刀装在枪尖上,子弹袋捆在身上,等待命令。

  “砰!砰!砰!”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三枪,这是指挥部的信号。这里一声喊:“冲!”部队随即像流水一样冲进营房去。开始只听得万马奔腾般的一阵脚步声,接着是严厉的喝令:“不许动!”再往后是一阵钢铁的撞击声。在几阵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之后,就听得人们到处在喊叫:“不要打了!”渐渐有人在说话了,手电筒的亮光在营房里照来照去。该是打扫战场的时候了。

  团部的电话不断地响,是敌人的师部来问情况。这里的回答是:“二十四师的部队在此接防完毕!”

  我们一面搜索残敌,加强警戒,一面倾听着城里的动静。从午夜两点钟起,整个南昌好像沸腾了,枪声砰砰,炮声隆隆,火光闪闪。我站在高处,按照前日会议上的部署,朝着小营盘、小花园、牛行车站等敌军驻地的方向,根据枪声的缓急疏密,推测着各路起义部队的进展情况。我听着激烈的枪声,心中思潮起伏。让我们用枪炮把这沉重的黑夜赶走!

  当东方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,枪声逐渐平息,只有西南方向还传来残敌断续的枪声,然而已经是那么无力。

  这时,叶挺师长派人找我。我急忙赶到指挥所,一眼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身材的人。他两道浓黑的眉毛,一对晶亮的眼睛,立刻使我想起北伐出师时,召集我们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军官讲话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。对,我眼前不正是周恩来同志吗?我一下子全明白了,原来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、领导我们起义的。

  他安详地向我微笑着,和叶挺师长一同询问战斗情况。他虽然一脸兴奋神色,但也可以看出,他大概已经几夜没有睡觉了。

  从指挥所出来,太阳已经升起了,街道上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辉。起义的战士们和缴了枪的俘虏,一队队匆忙地来来往往。政治工作人员正四处张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。远远就看见我们营的战士们把一面大红旗升起在操场的旗杆上。

  袁也烈出生于1899年,湖南武冈(今洞口)人。文中身份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2团3营营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副参谋长,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76年逝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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